“新校长传媒”10月14日发布了尼安的题为《当AI成为空气和电力，90%的教育都将毫无意义》的文章。

该文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紧迫的危机感，描绘了一幅在人工智能（AI）浪潮冲击下，传统教育体系面临结构性崩塌的图景。

它断言，当AI如空气和电力般无处不在时，我们当下90%的教育内容与实践将“毫无意义”。

这一论断虽如惊雷，旨在唤醒沉溺于旧梦的教育界，但其对教育本质的理解，既有振聋发聩的深刻之处，亦存在因过度聚焦技术变革而可能导致的认知偏差。

该文最核心的贡献，在于它精准地刺破了传统教育中积重难返的“惰性知识”迷思。

它正确地指出，在一个知识本身经济价值趋近于零、机器在记忆、整合与执行特定任务上远超人类的时代，教育若仍以知识的单向灌输和标准化技能的操练为核心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。

这种批判，与英国教育家怀特海（Alfred North Whitehead）在其《教育的目的》中所警示的“惰性观念”（inert ideas）——即那些仅被大脑接收却未被利用、检验或投入新鲜组合的观念——不谋而合。

怀特海强调，教育必须摆脱对inert ideas 的堆积，转向培养学生的智慧与能动性。该文所呼吁的从“记忆”转向“创造意义”，从培养“执行者”转向培养“判断者、设计者和能动性的监护人”，正是对怀特海这一思想的时代呼应。

它深刻地认识到，教育的价值正从“知道什么”转向“能用所知做什么”以及“认为应该做什么”，这触及了教育应对时代变革的核心功能。

然而，当AI如空气和电力般无处不在时，我们当下90%的教育内容与实践真的将“毫无意义”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该文在猛烈抨击旧体系的同时，其自身对教育本质的理解，似乎不自觉地滑向了另一种工具主义的陷阱——一种以“AI时代生存能力”为标尺的、新的实用主义。

它将教育的重心几乎完全置于培养学生应对AI社会的“核心竞争力”上，如判断力、伦理关怀、情感连接等。这些品质固然重要，但若将其视为在技术夹缝中求生的“策略”，则可能矮化了教育的丰富性与超越性。

巴西教育家保罗·弗莱雷（Paulo Freire）在《被压迫者教育学》中强烈批判了将教育视为适应既定世界的“银行存储”模式，他主张教育应是一种“自由的实践”，旨在培养人的批判意识（conscientization），使人能够认知并改造世界，而不仅仅是适应它。

该文的论述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像是一种为了适应“AI主导世界”而设计的、升级版的“银行存储”模式——只不过存储的内容从“惰性知识”换成了“人性技能”。

它未能充分强调，教育更根本的使命在于唤醒人的主体性与解放潜能，使其成为不被任何技术逻辑所完全定义的自由人。

该文另一个值得商榷之处，在于其对“人性特质”的论述带有一定的浪漫化与防御性色彩。它将关怀、共情、建立关系等视为人类在AI面前的“最后堡垒”和“稀缺资源”，这固然能带来慰藉，但若处理不当，可能将教育引向一种感性的自我封闭。

美国教育家约翰·杜威（John Dewey）认为，“教育即生活”，而非未来生活的预备。他强调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不断改组与改造，是通过解决真实问题而获得生长。

如果我们将“人性”领域刻意圈定为与AI对立的“保护区”，并仅仅在此范围内设计学习，那么这种教育可能变得内向而缺乏与更广阔世界（包括技术世界）进行创造性互动的张力。

杜威所倡导的“从做中学”，是包括与工具、与环境、与社会进行交互的完整经验。教育的本质，或许不在于划定“人”与“机器”的疆界并固守一隅，而在于培养一种能整合、驾驭并超越技术条件的新型主体性。

该文提出的“为情感和伦理发展创造空间”是必要的，但若将其与技术和知识的深层探究割裂，则可能使这种“人性”教育流于浅表。

最后，该文在批判现有学科教育（如数学、编程、语文）时，其立论基础过于侧重这些学科表层技能的“可替代性”，而可能忽略了其作为思维体操与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。

当它质疑“我们还在教学生写五段式议论文”的意义时，其批判指向的是形式化的写作训练，这有其合理性。但若因此否定严谨写作训练对思维结构化、逻辑严密性和语言精确性的锻造作用，则可能因噎废食。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（Karl Jaspers）曾言：“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这个过程，恰恰依赖于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经典该文的深度阅读、依赖于需要反复推敲的精确写作、依赖于对数学原理的艰苦求证——这些过程所锤炼的耐心、严谨与对形式美的追求，本身就是在塑造一个丰盈的“灵魂”，其价值远超越于产出某一具体文稿或算题。

AI可以生成论文，但无法替代一个灵魂在构思、推翻、打磨文字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在成长与自我觉醒。该文在呼吁解放的同时，若完全割裂与这些传统学科训练中深层思维养成的联系，其倡导的“创造意义”与“判断力”恐将成为无源之水。

综上所述，该该文对教育在AI时代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诊断深刻，其批判切中要害，有力地挑战了僵化的教育惯性。

它正确地指出，教育必须超越知识灌输，转向高阶思维、伦理判断与人性关怀。然而，其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新的实用主义框架，将教育工具化为应对技术挑战的生存策略，可能弱化了教育培养自由、完整的人的超越性使命。

同时，其对“人性”特质的防御性论述以及对传统学科深层价值的忽视，也存在偏颇之处。真正的教育革新，或许应如杜威所倡导的，是在与时代（包括技术时代）的互动中，不断重组经验，促进人的持续生长；如弗莱雷所期望的，培养具有批判与改造世界能力的自由人；如怀特海所追求的，避免惰性观念，激活智慧；如雅斯贝尔斯所描述的，完成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唤醒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AI不是我们需要去适应或防御的“他者”，而是我们重构教育生态、重新发现人之为人的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历史性契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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